引言

诗歌的记事功能由于散文的出现而渐渐减弱，但并非完全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了下来。有些民间发生的新闻事件，是不可能出现在封建正史和官报上，但却在诗歌中有所报道。最早用文字记载当时重大新闻事件的专职工作者是遒人和史官。

远古歌谣的记事功能

(资料图片)

在文字产生以前，口语传播的基本形式除历史传说外，还有远古歌谣。很难想像，早期人类会发明出艺术性较强的韵文作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用于表达信息的语言词汇数量少，韵文形式简短，高度概括，且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二是早期人类的娱乐活动有机地把歌谣、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边说边唱边舞。例如《吕氏春秋·古乐篇》的记载，又如《河图玉版》记载。三个人吹着竹筒，披发而舞，这正是舞蹈和音乐相结合的最好说明。

普列汉诺夫在《艺术论》中记载了印第安人一直保留的野牛舞，也是这样，边唱边舞边念念有词。远古歌谣中有一部分是表现当时的思想状况的。《击壤歌》说是尧帝时一个80岁的老人所唱的歌。《卿云歌》说是舜帝所歌，《南风歌》说是舜帝所作。我们且不论这些歌谣是否尧舜时的口语作品，但表现的却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状况。在远古歌谣中，更多的是记载了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

《易经》歌谣记载了部落之间的一次抢婚活动：男子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带着人跑到别的部落里，人家以为是强盗，等到他带走了中意的女子，才知道他是来抢婚的。而女子却不中意，伤心地哭泣着。第二首歌谣描述了作战胜利后的情景：有的打着鼓在庆贺，有的卧地休息，有的为死去的战友哭泣，有的高唱悲歌以抒豪情。第三首歌谣报告了当时部落里发生的两大新闻事件：有个老头娶了位妙龄少女，有个老太婆嫁给了一位小伙子。

这不是确确实实的新闻作品吗？所以我们说，远古歌谣既承担了新闻的记事功能，又承担了文学的审美功能。等到散文出现后，记事的任务渐渐落到了散文身上，诗歌虽然还有些记事功能，但更多地体现了审美功能。这种情况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同样可以找到例证。古希腊两部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到8世纪。那时古希腊尚未产生文字，这两部史诗都是口语作品。《伊利亚特》叙述的是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的故事，《奥德赛》叙述的是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一个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还乡途中海上历险的故事。

它们原先都是民间口语作品，充满了新闻性和传奇性，由古代的歌手凭着记忆口传下来，在口传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加工创造而成。诗歌的记事功能由于散文的出现而渐渐减弱，但并非完全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了下来。有些民间发生的新闻事件，是不可能出现在封建正史和官报上，但却在诗歌中有所报道。杜甫的《新安吏》记载了他亲眼目睹唐王朝地方官吏抓丁的场面。杜甫于乾元元年（758年）冬回洛阳探望故乡，途中亲见亲闻的事实，使他产生了用诗歌对其进行记述的愿望。

根据唐代的法律，“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唐六典》卷三）本篇记述唐军败后为补充兵员，将没有达到服役年龄的中男征召入伍的情况。《石壕吏》记述的是唐地方官吏强行抓役夫的情况。由于男丁已被抓完，只好抓老妇去充数。这两首诗记事语言平实，背景生动，对话及场面描写都有现场感，是对新闻事件的真实反映。

清道光四年（1824年），山西发生了震动朝野的“赵二姑大冤案”。先是榆次县恶棍阎思虎强奸民女赵二姑，事发到官，知县吕锡龄受阎家重贿，贪赃枉法，当堂刑逼赵二姑供认和奸。赵二姑刚烈不屈，愤极自尽，酿成命案。她的亲属赵添中赴京呈控，道光皇帝降下一道特旨，命山西巡抚邱树棠亲自提审。邱树棠接旨后并不亲审，委派几个府州官审讯，府州官回护榆次知县吕锡龄，消弭刑逼罪证，伪造证据，仍以和奸结案。这年五月，为人正直的御史梁中靖进宫参奏，道光帝喻令将人证宗卷提解刑部审讯。

刑部审明是强非和，据实平反，并究出原审各员受贿舞弊种种丑事。道光帝震怒，下令将凶徒阎思虎分尸磔死，将榆次知县吕锡龄、太原知县章颂椿、太原知府沈琮、忻州知州庆纯等人全部革职，发配新疆伊犁等地充当苦差赎罪。其时祁隽藻正在督湖南学政任上，他是山西人，故乡发生的大冤案对他震动很大，他当即写了这首《赵烈女辞》以记其事。随着诗歌作品的愈来愈审美化抒情化，其记事功能有所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一些民间新闻正是借它才得以流传的，这些诗歌新闻作品是对官方报刊新闻的重要补充。

遒人和史官是最早的文字新闻工作者

最早用文字记载当时重大新闻事件的专职工作者是遒人和史官。遒人是夏商时的官职名称，据《尚书·胤征》记载：“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可见，遒人的职责是采风，采集当时流传于民间的歌谣以观察民情，并掌宣布教化。现在《诗经》中保存的民歌是否为遒人所采集，不得而知，但从尚书的记载中我们至少知道遒人是一个很类似于今天新闻记者的职业。史官在商代就有设置，在商王身边掌管祭祀和记事。

周代分为左史和右史，左史记言，即内史；右史记事，即太史。史官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重要言论和国家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他们的职业性质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有某些相通之处。宣王死于公元前782年，他的死当时曾作为新闻广为传播。墨子在这篇文章中，还列举庄子仪杀燕简公、株子在祭坛上敲杀诟观辜、祧神杀中里微于盟所3件事例。

他每叙述一件事就强调一次“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旨在说明这些事既载于鲁之《春秋》，也载于各国《春秋》，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点，即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当初曾作为新闻广为传播，以致达到“远者莫不闻”的地步。可见各国史官记入史书的许多事件，正是当时广为传播的重大新闻。难能可贵的是，史官忠于职守、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正是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在这些史官中，晋国的董狐最为著名，他的惟实直书被后人称为“董狐笔法”。

董狐是晋灵公时期的史官，晋灵公昏庸残暴，残害臣民，是晋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董狐作为晋国的史官，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直书其事，并拿上简册让群臣传阅，这种不畏权贵的精神，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称赞他是古之良史。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春秋后期，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了国君齐庄公。齐太史当即在竹简上记下“某年月日，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之，崔杼乃舍之。”

当时齐国还有一位南史氏，听说太史和太史的弟弟被杀，立即拿着竹简赶去，非要把“崔杼弑其君”照实记下不可，半路上听说太史最小的弟弟已经照实记下了，这才作罢。他们这种浩然正气，受到后人敬仰。宋末文天祥写《正气歌》的时候，就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天地有正气”的代表。如实地记载历史，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正因为有这样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古代史官们才为后世留下了数千年的信史。

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口语传播阶段的远古歌谣，其记事功能非常突出，一些新闻事件正是通过这种形式才得以传播的。随着诗歌作品的愈来愈审美化抒情化，其记事功能有所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一些民间新闻正是借它才得以流传的，这些诗歌新闻作品是对官方报刊新闻的重要补充。现在《诗经》中保存的民歌是否为遒人所采集，不得而知，但从尚书的记载中我们至少知道遒人是一个很类似于今天新闻记者的职业。